关于孝
——写给九十年代的儿女们 有位大二的文科女生，曾在写给我的信中问——“你们这一代以及上一代的许多人，为什么一谈起自己的父母就大为动容呢？为什么对于父母的去世往往那么悲痛欲绝呢？这是否和你们这一代人头脑中的‘孝’字特别有关呢？难道人不应以平常心对待父母的病老天年吗？过分纠缠于‘孝’的情结，是否意味着与某种封建的伦理纲常撕扯不开呢？难道非要求我们中国人，一代又一代的背负上‘孝’的沉重，仿佛尽不周全就是一种罪过似的吗？……” 信引起我连日来的思考。 依我看来，“孝”这个字，的的确确，可能是中国独有的字。而且，可能也是最古老的字之一。也许，日本有相应的字，韩国有相应的字。倘果有，又依我想来，大约因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和韩国文化的渗透有关吧？西文中无“孝”字。“孝”首先是中国，其次是某些亚洲国家的一脉文化现象。但这并不等于强调只有中国人敬爱父母，西方人就不敬爱父母。 毫无疑问，全人类的大多数都是敬爱父母的。 这首先是人性的现象。 其次才是文化的现象。 再其次才是伦理的现象。 再再其次纳入人类的法律条文。 只不过，当“孝”字体现为人性，是人类普遍的亲情现象；体现为文化，是相当“中国特色”的现象；体现为伦理，确乎掺杂了不少封建意识的糟粕；而体现为法律条文，则便是人类对自身人性原则的捍卫了。 在中国，在印度，在希腊，在埃及，人类最早的法案中，皆记载下了对于不赡养父母，甚至虐待父母者的惩处。 西方也不是完全没有孝的文化传统。只不过这一文化传统，被纳入了各派宗教的大文化，成为宗教的教义要求着人们，影响着人们，导诲着人们。只不过不用“孝”这个字。“孝”这个中国字，依我想来，大约是从“老”字演化的吧？“老”这个中国字，依我想来，大约是从“者”字演化的吧？“者”为名词时，那就是一个具体的人了。一个具体的人，他或她一旦老了，便丧失了自食其力和生活自理的能力了。这时的他或她，就特别地需要照料、关怀和爱护了。当然，这种义务，这种从人性的最温馨的本能出发的义务和责任，首先最应由他或她的儿女们来完成。正如父母照料、关怀和爱护儿女一样，也是从人性的最温馨的本能出发的义务和责任。源于人性的自觉，便温馨；认为是拖累，那也就是无奈了。 人一旦处于需要照料、关怀和爱护的状况，人就刚强不起来了。仅此一点而言，一切老人都是一样的。一切人都将面临这一状况。 故中国有“老小孩儿、小小孩儿”一句话。这不单指老人的心态开始像小孩儿，还道出了老人的日常生活形态。倘我们带着想象看这个“老”字，多么像一个跪姿的人呢？倘这个似乎在求助的人又进而使我们联想到了自己的老父老母，我们又怎么能不心生出大爱之情呢？那么这一种超出于一般亲情之上的大爱，依我想来，便是孝的人性的根了吧？ 不是所有的人步入老年都会陷入人生的窘境。有些人越到老年，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家族中，越活得有权威，越活得尊严，越活得幸福活得刚强。 但普遍的人类的状况乃是——大多数人到了老年，尤其到了不能自食其力，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人生阶段，其生活的精神和物质的起码关怀，是要依赖于他人首先是依赖于儿女给予的。否则，将连老年的自尊都会一并丧失。 寻常百姓人家的老年人，依我想来，内心里对这一点肯定是相当敏感的。儿女们的一句话、一种眼神、一个举动，如果竟然包含有嫌弃的成分，那么对他们和她们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 老人对这一点真是又敏感又自卑又害怕啊。 所以中国语言中有“反哺之情”一词。 无此情之人，真的连禽兽也不如啊！ 由“者”字而“老”字而“孝”字——我们似乎能看出中国人创造文字的一种人性的和伦理的思维逻辑——一个人老了，他或她就特别需要关怀和爱护了，没有人给予关怀和爱护，就几乎只能以跪姿活着了。那么谁该给予呢？当然首先是儿子。儿子将跪姿的“老”字撑立起来了，通过“孝”。 在中国的民间，有许许多多代代相传的关于孝的故事。在中国的文化中，也有许许多多颂扬孝的诗词、歌赋、戏剧、文学作品。 我认为——这是人类人性的记录的一部分。何以这一部分记录，在世界文化中显得特别突出呢？ 乃因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 人口众多，老年现象就普遍，就格外需要有伦理的或曰纲常的原则维护老年人的“权益”。农业大国两代同堂三代同堂甚至四世同堂的现象就普遍，哪怕从农村迁移为城里人了，大家族相聚而居的农业传统往往保留、延续，所以孝与不孝，便历来成为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相当主要的民间时事之内容。而文化——无论民间的文化还是文人的文化，便都会关注这一现象，反映这一现象。 孝一旦也是文化现象了，它就难免每每被“炒作”了，被夸张了，被异化了。便渐失原本源于人性的朴素了。甚至，难免被帝王们的统治文化所利用，因而，人性的温馨就与文化“化”了的糟粕掺杂并存了。 比如君臣、父子关系由纲常确立的尊卑从属之伦理原则。 比如《二十四孝》。 它是全世界唯中国才有的关于孝的典范事例的大全。想必它其中也不全是糟粕吧？我没见过，不敢妄言。 但小时候母亲给我讲过《二十四孝》中“王小卧鱼”的故事——说有一个孩子叫王小，家贫，母亲病了，想喝鱼汤。时值寒冬，河冰坚厚。王小就脱得赤条条的一丝不挂，卧于河冰之上…… 干什么呢？ 企图用自己的体温将河冰融化，进而捞条鱼为母亲炖汤。我就不免问为什么不用斧砍个冰洞呢？母亲说他家太穷，没斧子。我又问那用石头砸，也比靠体温去融化更是办法呀！母亲答不上来，只好说你明白这王小有多么孝就是了！而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倘河冰薄，怎么样都可以弄个洞；而坚厚，不待王小融化了河冰，自己岂不早就冻僵了，冻死了吗？……孝的文化，摒除其糟粕，其实或可折射出一部中国劳苦大众的“父母史”。 姑且撇开一切产生于民间的关于孝的故事不论，举凡从古至今的卓越人物、文化人物，他们悼念和怀想自己父母的诗歌、散文，便已洋洋大观，举不胜举了。 从一部书中读到老舍先生《我的母亲》，最后一段话，令我泪如泉涌——“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所以能长大成人，是母亲血汗灌养的。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季羡林先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我相信季先生这一位文化老人此一行文字的虔诚。个中况味，除了季先生本人，谁又能深解呢？季先生的家是“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他的家更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离家八年，成为清华学子的他，突然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赶回家乡——“看到母亲的棺材，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 季先生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母亲……” 年近八十（季先生的文章写于一九九四年）学贯中西的老学者，写自己半个世纪前逝世的母亲，竟如此的行行悲，字字泪，让我们晚辈之人也只有“心痛！心痛！”了…… 萧乾先生写母亲的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就在我领到第一个月工资那一天，妈妈含着我用自己劳动挣来的钱买的一点儿果汁，就与世长辞了。我哭天喊地，她想睁开眼皮再看我一眼，但她连那点儿力气也没有了。” 我想，摘录至此，实际上也就回答了那位九十年代的女大学生的困惑和诘问。我想，她大约是在较为幸福甚至相当幸福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她所感受到的人生的最初的压力，目前而言恐怕仅只是高考前的学业压力，她眼中的父母，大约也是人生较为顺达甚至相当顺达的父母吧？她的父母对她的最大的操心，恐怕就是她的健康与否和她能否考上大学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吧？当然，既为父母，这操心还会延续下去，比如操心她大学毕业后的择业，是否出国？嫁什么人？洋人还是国人？等等…… 不论时代发展多么快，变化多么巨大，有一样事是人类永远不太会变的——那就是普天下古今中外为父母者对儿女的爱心。操心即爱心的体现。哪怕被儿女认为是琐细、讨嫌，依然是爱心的体现——虽然我从来也不主张父母们如此。 但是从前的许多父母的人生是悲苦的。这悲苦清晰地印在从前的中国贫穷落后的底片上。 但是从前的儿女从这底片上眼睁睁地看到了父母人生的大悲大苦。从前的儿女谁个没有靠了自己的人生努力而使父母过上几天幸福日子的愿望呢？ 但是那压在父母身上的贫穷与悲苦，非是从前的儿女们所能推得开的。 所以才有老舍先生因自己的母亲“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之永远的内疚…… 所以才有季羡林先生“不该离开故乡，不该离开母亲”之永远的悔；以及“真想一头撞死在母亲的棺木上，随母亲于地下”之大哭大恸；以及后来“一想到，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的哀思…… 所以才有萧乾先生领到第一个月工资那一天，“妈妈含着我用自己劳动挣来的钱买的一点儿果汁，就与世长辞了”的辛酸一幕…… 所以“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一句中国话，往往令中国的许多儿女们“此恨绵绵无绝期”。 中国的孝文化，何尝不是中国的穷的历史的一类注脚呢？ 中国历代许许多多，尤其是近当代许许多多优秀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是从贫穷中脱胎出来的。他们谁不曾站在孝与知识追求的十字路口踟蹰不前过呢？ 是他们的在贫穷中愁苦无助的父母从背后推他们踏上了知识追求的路。他们的父母其实并不用“父母在，不远游”的纲常羁绊他们。也不要他们那么多的孝。唯愿他们是于国于民有作为的人。否则，我们中国的近当代文化中，也就没了季先生和老舍先生们了。中国的许多穷父母，为中国拉扯了几代知识者文化者精英。这一点，乃是中国文化史以及历史的一大特色。岂是一个“孝”字所能了结的？！老舍先生《我的母亲》一文最后四个字——“心痛！心痛！”道出了他们千种的内疚，万般的悲怆。使读了的后人，除默默愀然，真的“还能再说什么呢”？放眼今天之中国——贫穷依然在乡村在城市咄咄逼人地存在着。今天仍有许许多多在贫穷中坚忍地自撑自熬的父母，从背后无怨无悔地推他们一步三回头的儿女踏上求学成才之路。据统计，全国约有百万贫困大学生。他们中不少人，将成为我们民族未来的栋梁。 老舍先生的“心痛”，季羡林先生“永久的悔”，萧乾先生欲说还休的伤感回忆，我想，恐怕今天和以后，也还是许多儿女们要体验的。 《生活时报》曾发表过一篇女博士悼念父亲的文章。那是经我推荐的——她的父亲病危了而嘱千万不要告诉她，因为她正在北京准备博士答辩——等她赶回家，老父已逝…… 朱德《母亲的回忆》的最后一段话是——“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当然是贫苦的生活）的人能够过一个快乐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能做的和我一定做的。” 只有使中国富强起来，才能达此大目标。只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中国历代儿女们的孝心，才不至于泡在那么长久的悲怆和那么哀痛的眼泪里。只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亲情才有大的前提成为温馨的天伦之乐；儿女们才能更理性地面对父母的生老病死；“孝”字才不那般沉重，才会是拿得起也放得下之事啊！ 而我这个所谓文人，是为那大目标做不了一丝一毫的贡献的。能做的国人，为了我们中国人以后的父母，努力呀！……